【摘要】燕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脉，其传承与创新既是地域文化复兴的实践命题，也是国家“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微观映射。讲好燕赵故事、传承好燕赵文化对延续雄安的历史文脉，发展地方文化产业，以及传播中华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雄安新区既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重地，也是燕赵文化进行周边传播的主阵地。通过分析燕赵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深度挖掘不够、区域文化碎片化、传播方式窄化”等困境，以周边传播理论为切入点探究如何通过“从边缘到中心、从中心到中心、从中心到边缘”的传播模式，为燕赵文化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周边传播价值提供突围路径。【关键词】周边传播；燕赵文化；传播困境；突围路径；传播价值2025年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提出要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五大家园”等周边事务战略。[1]相较于2013年中央首次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名称升级为“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更改删除“外交”二字，表明此次会议不再局限于外交领域，而是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全方位合作。万物“只要相邻，必有传播；只要传播，必从周边”[2]。周边传播不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也是文化、信息等多方面的传播活动。燕赵文化诞生于先秦时期，在地域上是燕国文化与赵国文化的统合，故冠以“燕赵”之名。燕赵两国地域相邻，生活习俗相近，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频发，两国的文化在政治争斗和外交斡旋的过程中逐渐融合，这是燕赵文化最早进行周边传播的体现。历史上燕赵两国均位于河北，绵延两千余年，燕赵文化以河北为原点不断向周边传播，如今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新的顶层设计又为燕赵文化的周边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指引。历经千年洗礼，如何让燕赵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与传承中熠熠生辉，已然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一燕赵文化的历史演变与周边传播燕赵文化孕育于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燕地中为世人所熟知的燕昭王伐齐、燕太子丹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燕文化的集中体现。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为慷慨悲歌的燕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赵国因位于列国核心腹地，时时面临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博弈、军事冲突，故而赵文化多表现为勇武任侠、博戏驰逐的特点。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负荆请罪的廉颇，以及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等是赵文化的典型代表。燕赵文化内涵在金戈铁马中逐渐形成并日趋走向成熟和稳定，后历经隋唐盛世的大一统变革，燕赵文化非但没有式微，反而与中原主流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互鉴。其慷慨豪迈之气更是与隋唐雄浑壮阔的时代气象相呼应，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民间习俗与社会风尚等诸多领域均有体现。进入明清时期，燕赵文化的内核在岁月的沉淀中越发清晰且稳固。无论是民间习俗的传承，还是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体系构建，抑或是在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塑造方面，燕赵文化都持续发挥着绵延不绝的影响力。时至今日，燕赵文化余音遗响仍不绝如缕，成为燕赵大地特殊的精神标签和极为稳定的文化标识。毋庸置疑，燕赵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燕赵地区数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智慧结晶，其“慷慨悲歌”的和谐精神和“胡服骑射”的变革智慧，是区域和平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在与周边的地域文化相互交织、碰撞的同时，与新时代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向同行，共同推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彰显着燕赵大地独有的精神遗产所具有的时代魅力与周边传播价值。如果说信息在周边传播过程中呈现为从点到面、从中心到边缘的立体式扩散过程，那么著名学者陆地提出的“外溢式”传播、“内卷式”传播、“晕染式”传播和“飞地式”传播则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信息“中心到边缘、边缘到中心、边缘与边缘、中心到中心”的四种传播模式和传播路径。反观燕赵文化目前的周边传播困境和突围之路，正需要以信息传播的四种模式作为传播逻辑，从雄安新区的地理周边出发，通过其内部乡镇间的互动，而后外溢至周边其他城市并向相邻区域渐进式传播，以此在特定区域形成燕赵文化的辐射格局与传播集群，增强友好交流，促进区域繁荣，开启以雄安为中心的燕赵文化传播新图景。二燕赵文化的传播困境一个地域的文化影响力是多重要素共同构建的有机整体，燕赵文化独具地方魅力的历史内涵无疑是其文化影响力的核心根基。但文化传播仅仅依赖优质内容还远远不够，寻求有效的传播途径和强大的传播能力亦是不容忽视的关键。从传播内容来看，目前对燕赵文化历史遗址、文学资料等内容元素的挖掘和利用显然不够充分，致使大多数人对燕赵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表面。从传播能力看，燕赵文化的传播主体缺乏协同整合，政府宣传部门、民间文化团体以及个体文化传播者彼此间的沟通协作机制不完善，难以形成传播合力。从传播途径来看，传统媒体的宣传在传播范围与受众互动性方面存在局限，而网络平台上的燕赵文化呈现形式又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规划，同样未能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传播矩阵。具体表现在文化挖掘深度不足，区域交流不够，传播方式单一等。（一）深度挖掘不够：文化认知停留于表面燕赵文化内涵丰富，涵盖了历史、民俗、艺术、哲学等多个层面。但由于历史久远，社会发展过快等因素导致相关地区主管部门和民间文化传承人对其精神内核的挖掘深度远远不够，甚至对其认知多停留在文化表层，难以展现燕赵文化历经诸侯纷争、秦汉的政治变革以及唐宋以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等深层价值与传播魅力。燕赵文化中的历史故事虽广为人知，但它们也只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存在于大众之中。而对于古长城遗址、赵州桥等燕赵地区众多的历史古迹，大众更多的只是将其视为旅游观光的景点，而对其背后所蕴含的建筑技艺、工程管理智慧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等深层意涵并未得到充分挖掘与阐释，因此忽略了其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重要价值。历史上燕赵地区曾涌现出如荀子、高适、关汉卿等众多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们的思想著作与文学作品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批判精神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但在当下的文化传播实践中，燕赵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与文学艺术成就同样未能得到充分挖掘。这些文人事迹及文学作品往往只是在学术研究领域被部分关注，未能有效地转化为大众文化产品，故而燕赵文化的思想内涵与艺术价值难以在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传播与弘扬。在传统民俗方面，燕赵地区的蔚县剪纸、唐山皮影戏、井陉拉花等活动尽管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传承基础，但在对外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大多停留在节庆表演或工艺品展示层面，对于民俗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与民众心理特征等缺乏深入的研究与普及。凡此种种，使得外界对燕赵民俗文化的理解局限于视听层面的表面认知，难以体会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二）各自为战：区域文化碎片化传播不言而喻，行政界限使燕赵文化的周边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地域限制，使得区域文化间的交流合作各自为战。就市县而言，雄安、保定、邯郸等燕赵城市都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但在旅游推广、文化活动策划等方面未能形成统一的品牌战略与传播策略。如雄安新区突出“未来之城”的定位，侧重推广具有现代感、科技感和创新精神的文化旅游项目；保定依托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历史遗址，着重塑造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千年古城形象；而邯郸则更多通过宣传赵文化、磁山文化、太极文化等十大文化脉系强调其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由此可见，尽管同属燕赵文化圈，不同城市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传播上仍偏向于各自为政。燕赵地区内部各城市之间的文化资源未能实现有机整合与互补共享，导致燕赵文化在市县内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的特点，难以形成强大的合力效应。就河北省的行政周边而言，燕赵地区地处华北平原，与京津地区、山东、山西等文化区域相邻。毋庸置疑，京津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技术人才与传播渠道等独特资源，对燕赵文化的创意产业发展大有裨益；山东作为孔孟之乡名闻遐迩，儒家文化底蕴深厚，与燕赵文化内核亦有交融空间；山西的古老晋商文化、平遥古城古建筑以及质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皆与燕赵地区的历史与民俗交相呼应。但在区域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燕赵文化未能充分借助地缘优势与周边地区开展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合作，致使本身的文化资源特色未能与之有效融合，从而错失了借助区域协同发展来提升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机遇。从全国乃至周边国别的交流格局来看，燕赵文化的“走出去”步伐相对缓慢。由于地域限制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文化传播渠道不畅等问题，燕赵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较低；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地域文化相比，燕赵文化在对外文化贸易、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参与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在国际文化展览、文化艺术演出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燕赵文化的代表性作品与文化项目同样较少亮相，且传播语种多以汉语为主，整体缺乏精准的对外翻译。译文或词不达意，或扭曲原文都使得燕赵文化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从而难以在国际上树立其独特的文化品牌，大大影响了其在全球的文化传播与认同。（三）传播方式窄化：未能形成广泛的传播效应在当今数字化、多元化的传播时代，燕赵文化的传播方式显得较为单一。燕赵文化在河北的宣传主要依赖于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传统媒体，在宣传形式上多采用新闻报道、专题节目制作等常规形态，在传播效果上缺乏创新性与互动性。毕竟“文化只有在传播中才能交流互鉴，而交流的本意则强调对话”[3]。《河北日报》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虽然推出了关于长城系列、大运河系列以及《探索有故事的河北》《行走长城》等节目，但这些内容大多以文字报道或简单的视频介绍为主，缺乏对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以及与观众的互动对话，从而也就缺少了观众的体验感与情感共鸣。加之，这些节目制作手法较为保守，画面呈现与叙事方式缺乏吸引力，致使其难以在年轻群体中引起广泛关注与自觉传播。燕赵文化传播中，新兴媒体的运用也尚未充分发挥其潜力。尽管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平台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便捷渠道，但燕赵文化在新媒体传播方面缺乏精准的受众定位与话题策划，难以引发网络用户的广泛讨论与传播分享，以至于燕赵文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热度不高、传播范围有限。同时，许多燕赵地区的传统手工艺传承也没有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的广泛性和便捷性，仍然主要依赖于线下的师徒传承和小范围的手工作坊展示。以蔚县剪纸为例，尽管其精美绝伦且极具文化价值，但传播途径大多局限于当地旅游景区的实体店铺售卖以及偶尔举办的线下民俗展览。在网络平台上仅有少数官方网站简单介绍其历史和工艺，既严重缺乏系统性、创新性的数字化推广，也没有注重利用热门短视频平台展示剪纸从设计到制作的全过程并将其转化为创意短视频频繁转发。此外，关于燕赵地区历史文化遗迹的介绍也忽视了新媒体方面的传播。如容城县的南阳遗址和宋辽边关古地道遗址等，它们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燕赵文化与豪侠精神的重要载体，其宣传推广多集中于旅游手册、景区导游讲解等传统领域，在数字文化产品开发上严重不足，缺乏如故宫、敦煌那样通过虚拟游览、文物数字化展示、历史故事动画演绎等数字化传播方式，游客难以随时随地深入了解清楚古遗址背后的文化内涵。概言之，重传统轻创新、重线下轻线上的传播方式略显单一，严重限制了燕赵文化在周边各省市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和传播力。三燕赵文化的周边传播策略周边传播理论强调近者先到，邻者先得，任何存在的主体都最容易影响周边或受周边影响。基于此，燕赵文化的传播可以遵循从边缘到中心的“内卷式”传播、从中心到边缘的“外溢式”传播、从中心到中心的“飞地式”传播模式，逐步扩大其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雄安新区作为国家战略重地、文化传播担当和核心枢纽，在燕赵文化向周边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从边缘到中心：周边乡镇文化的“内卷”传播燕赵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燕文化、赵文化与中山文化三者交融的结晶，从诞生之初就不是静止不变的固态文化，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周边地域和部族互动融合。这种兼收并蓄的特性不仅使得燕赵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且也为其在当代的周边传播奠定了先天基础。而今，雄安新区的周边乡镇所继承和保留的历史遗产有着丰富且纯粹的传统文化元素，是从边缘向中心传播燕赵底蕴和输送精神内涵的地理周边。正如有学者所说：“不能够深入、准确地把握河北文化的神韵，就无法全面、系统地挖掘燕赵文化的内涵。”[4]因此，挖掘并整合雄安新区周边乡镇的历史资源是燕赵文化从边缘到中心进行“内卷”的第一步。首先，“内卷”雄安周边乡镇的文化资源。对雄县、安新等周边乡镇的燕赵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包括历史遗迹、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故事传说等。诸如容城县南阳村的南阳遗址和雄县的宋辽边关古地道，以及华北平原上人与自然相融共济的独特水文湿地白洋淀等，通过对这些自然和人文遗产进行勘察、记录、研究，在系统化的资料整理后明确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不仅能为后续的传播工作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而且还能为学术研究、教育推广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素材。从而实现地理周边成功走向文化中心的内卷模式。其次，传统美术、传统工艺、传统音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燕赵文化典型形态和文脉赓续的活力体现。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洋淀、安新芦苇画是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装饰艺术结合的精品。以芦苇碳化成色，极具地方代表性特点。雄安新区周边多处村落还流传有特色传统音乐会，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和雄县古乐更是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燕赵文化的周边传播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乡镇的特色文化活动，在传统庙会、民俗节庆等活动的举办中吸引周边地区的民众参与。比如通过庙会展示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品、特色美食，借助固有的白洋淀自然风光和雁翎队红色资源举办文化旅游节，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时代传播平台扩大传统音乐会的传播范围。这些活动不仅能让本地人更加热爱和传承自己的本土文化，也能引起中心城市及其他周边地区的自觉关注，让游客在感受热闹氛围的同时，也能深切感受到燕赵文化的丰富多彩。（二）从中心到中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飞地”传播周边是一个“空间”概念，而“飞地”传播正是指信息或文化的空间非连续传播。[5]燕赵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从来不是单向的信息传播，而是与其周边诸侯国、周边部族等不断进行文化互动融合的结果。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做好周边工作要加强各方面协调配合。[6]只要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化相似、利益相关等传播主客体之间存在相关性或“周边性”，就可以实现信息、空间、情感、关系等方面的转化。而这也正是周边传播的核心理念，即通过“转化”揭示信息传播与社会互动的内在机制。[7]雄安新区位于冀中平原京津冀的中心地带，与北京、天津等城市相邻，其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城市，承担着重大职责与使命，这种区位优势与政策优势显然有利于燕赵文化的周边传播。京津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技术人才与传播渠道，能够为燕赵文化的周边传播提供多种优势。可联合三地文化部门、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整合与共享文化资源，成立“京津冀燕赵文化协同传播中心”，建立一个涵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艺术作品等燕赵文化具体转化形态的京津冀共享数据库。首先，借助北京、天津先进的数字化技术与文化研究经验，将雄安新区的考古遗址、文化博物馆、荀子、董仲舒、孙奇逢等燕赵先贤的著作作为文化素材纳入平台架构与数据编制中，以方便后续文化学者、教育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对燕赵文化资源信息的查询、阅读和获取。其次，北京、天津文化产业发达，拥有大量文化创意、管理、研究、翻译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借机建立京津冀三地人才交流与教育合作机制。通过开展高校间的交流研习、知名教授讲学等各类交流活动，联合高校设立多语种翻译中心，促进人才间的交流互动，解决“慷慨悲歌”等核心概念的跨文化释义难题。最后，在传播渠道方面，可联合京津冀主流媒体成立燕赵文化传播联盟，共同策划制作关于雄安新区燕赵文化的专题节目、纪录片、新闻报道等。制定统一的品牌战略与IP开发计划，如联合故宫博物院开发“燕赵文物数字巡展”，利用京津资源扩大燕赵文化传播范围。此外，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也需重视并利用京津冀的自媒体资源创建以燕赵文化为主题的社交话题、短视频挑战等活动。联合抖音、微博等平台发起“燕赵文化挑战赛”，鼓励用户创作方言短视频、非遗技艺展示内容；借助民间意见领袖力量邀请网红到雄安新区体验传统民俗活动，参观燕赵文化历史遗址或博物馆，并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在网络社交平台传播。如此便可借助新媒体的即时性和广泛性迅速在京津冀地区引发关注与讨论，以“飞地”模式穿梭在京津冀之间，促进地区间的文化融合与互动，进而加速燕赵文化的周边传播。概言之，京津冀地区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文化一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燕赵文化的“飞地式”传播既有助于增强雄安新区周边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同时也愿意共同挖掘和弘扬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形成对燕赵文化的深度认知，继而合力推动燕赵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更广泛传播。（三）从中心到边缘：文旅融合实现“外溢式”传播从中心到边缘的周边传播模式体现的是信息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或文化中心向边缘或边远地区传播。[8]通过干戈纷争、政治斡旋、通商往来、部族联姻、人口迁徙等途径，历史上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燕赵文化不断向周边拓展，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华夏文明不断融合，在与周边部族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实现了燕赵文化如波纹般的“外溢”。如今的燕赵文化可以乘文旅融合发展之势抓住从雄安新区到全国乃至全球的“外溢式”传播新契机，锚定“双循环”发展需求，激活文旅消费的内需与文化出口的外需联动。雄安新区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承载地，政府高度重视其文旅融合发展。在对雄安及周边乡镇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的基础上可以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如燕赵历史文化公园、中山国遗址博物馆、白洋淀生态旅游区等。其中白洋淀作为雄安新区的生态景观重地，其自然风光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相互映衬，能够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旅游体验；借助历史遗迹、地标建筑、生态湿地、城市公园等各类场景，丰富和发扬荷花淀派、红色文化等特色资源，培育发展优质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城市旅游等多种旅游形式；通过“吃、住、行、游、购、娱”旅游服务一条龙的体验，让游客在观赏游玩中潜移默化地感受燕赵大地的文化底蕴，以此切实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文旅融合新理念。此外，激活内部文旅消费的同时也要打通文化出口，实现内外双循环驱动传播。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以雄安新区为中心对接国家重大活动与议程，借力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等区域合作框架，在雄安举办“中国—中亚非遗文化节”，推动燕赵文化与中亚游牧文化的对话，提升文化传播的政治能见度与经济附加值。毋庸置疑，文旅融合能够吸引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大量游客。这些游客如同古代的人口迁徙一样在雄安新区亲身体验燕赵文化的魅力后，转而作为信息的传播主体不自觉地将其具身感受带回自己的家乡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与古代略有不同的是，今天的信息传播技术能够进一步扩大燕赵文化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特别是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信息的传播日趋呈现出“开放共享、人机协同、全息表达、精准传播、实时反馈等多元特质，在信息内容采集、生成、传播、分发、反馈等方面都有独特表现”[9]。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深化发展融合，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10]。基于此，雄安新区可以借助社交媒体、旅游网站等平台，通过精美有趣的短视频、图文并茂的游记攻略、燕赵文化的数字展演等方式虚拟呈现赵州桥营造技艺、荆轲刺秦王等产生于燕赵大地的历史典故和独特燕赵地区非遗文化，让无法亲临雄安的游客也能身临其境般地感受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实现文化从中心到边缘的远程传播。例如在2024年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雄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共同主办的“端午·雄安非遗大会”活动启动当天，除线下超4万人次的现场游客外，河北文旅百家号、冀云客户端、河北新闻网等近20家新媒体平台的同步直播也吸引了超8800万的游客浏览。乘着中国传统端午节的“东风”，举办了沧县舞狮、安新高跷等近200场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向游客展现了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虚拟空间传承和弘扬了燕赵文化的特色技艺与民俗风情，客观上促进了燕赵文化实现“外溢式”传播。四结语燕赵文化是河北地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燕赵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地域命题，也是国家战略的微观实践。宋辽古地道、英雄雁翎队乃至以清新文风著称的荷花淀派等文化符号承载着燕赵人民的共同记忆。雄安新区是燕赵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传播重镇，但燕赵文化在以雄安新区为中心的周边传播过程中，尚存在深度挖掘不够、文化认知浅层化、区域文化碎片化传播，以及传播方式窄化等问题。基于此，充分利用周边传播的“内卷”“外溢”和“飞地式”传播优势，将雄安新区打造为“文化互联互通枢纽”，深度挖掘燕赵文化传播与区域合作的内在关联，既是雄安新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千年大计”，也能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的周边传播提供燕赵方案。[本文为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文艺学概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研究”（编号：2023GJJG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ZDA288）的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5-04-10（1）.[2]陆地，孙延凤，陈沫.周边传播理论的十年创新之路[J].新闻爱好者，2024（8）：17-24.[3]彭翠，张可心，董方旭.周边传播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的路径探究：以“新疆—哈萨克斯坦”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4（10）：72-75.[4]刘勇，陈蓉玥.燕赵文脉谱系中的白洋淀作家群[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9（2）：37-45.[5]陆地，孙延凤.黄河文化的内涵与周边传播探赜[J].新闻爱好者，2024（3）：24-28.[6]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5-04-10（1）.[7]陆地，孙延凤.周边传播理论的“四梁八柱”刍论[J].传媒，2024（21）：9-13.[8]陆地.周边传播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深化[J].当代传播，2021（3）：28-31.[9]敖永春，周晓萍.智媒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嬗变与重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11-119.[10]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5-04-10（1）.作者简介：彭翠，河北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河北大学红色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可心，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孙慧佳（通讯作者），河北大学副教授。原文刊登于《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8期（总第572期）详见《新闻爱好者》2025年第8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