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 #动态#书评#理论佳作分享△相亲角图片来源：网络作者刘桓宁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7期00摘要伦理公园相亲角“人气旺但效率低”的悖论，成为当前婚恋研究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从代际冲突、结构挤压与技术异化等视角解读婚恋困境，却未能充分揭示行动者的微观互动机制。为此，基于拟剧理论，解构相亲场景中“前台”与“后台”的行为发现，青年参照社会主流婚恋标准建构理想化人设，却隐匿了真实的个体特质与情感诉求。家长作为代理人，表面上恪守“门当户对”的筛选标准，但要在传统观念与子女意愿之间做出妥协。婚介机构以专业的服务形象示人，却在逐利逻辑驱动下频繁出现失范行为。各主体的表演性互动看似拓宽了婚恋选择，实则催生出以符号交换为主导的婚恋话语体系。在此体系下，学历、收入、家境等标签被过度放大与扭曲，情感的本真性受到符号系统的结构性僭越，最终导致婚恋场域信息失真、标准冲突与信任缺失等多重困境。关键词：婚恋困境；相亲角；拟剧理论；符号互动；婚恋平台01引言婚恋是婚姻的前提，其质量与效率直接关乎生育意愿激发。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2024年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指出“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搭建多种形式的青年婚恋交友公益平台”[1]。当前，各个城市的公园相亲角，以其开放的公共属性与高频人际互动，成为政策落地的典型实践场域。以公园相亲角作为窗口，有助于洞察青年婚恋困境的形成诱因，为生育友好型政策的精准制定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启示。02婚恋困境的形成：既有解释及其局限婚恋在个体生命进程中是迈向婚姻、组建家庭的关键步骤。自传统包办婚姻解体后，青年婚恋渠道更加多元，报纸、电视、网络以及公园相亲角等新兴形式的涌现，极大拓展了单身青年寻找伴侣的边界。其中，公园相亲角依托公园等公共空间，融合线下面对面交流与线上网络互动，突破了熟人介绍的狭隘视野和虚拟婚恋的固有弊端。因而，据媒体报道，自2004年北京市龙潭公园首创“相亲角”起，这一模式便迅速在上海、广州、深圳、郑州等多地被复制推广，成为家长代理子女寻觅姻缘的热门场所。然而，纵观各个大中城市的公园相亲角，相亲者摩肩接踵，但结为亲家的却寥寥无几[2]。针对婚恋困境，学界主要从三类视角展开研究。个体化视角聚焦传统家庭主义与现代个体主义的代际冲突，指出文化冲突与隔膜的存在使得两代人在择偶观念上看法迥异[3]。家长为子女择偶时，青睐于选择年纪轻的女性和收入高的男性，物质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4]。但对青年而言，婚姻观已从传统“婚配”转向注重情感体验的“婚恋”[5]，“婚姻越来越成为一种长久维系的亲密关系”[6]。因此，青年对家长的择偶倾向常表现出抵触情绪，以致双方难以达成共识。结构化视角认为，婚姻不仅是青年个体主观愿望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以及文化力量引导和制约的结果。研究指出，婚姻市场中性别分化、社会地位分化和城乡分异明显，人口结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结构性压力高度挤压着青年的婚恋匹配空间。一方面，我国当前适婚人口结构出现失调，稀缺的女性资源占据着婚姻市场的“主导权”[7]。在此背景下，个体择偶能力和家庭支付能力成为婚配的重要考量，对农村条件一般的家庭产生了严重的婚姻挤压[8]。另一方面，经济改革催生的收入差距与职业层级化，使婚姻选择呈现“梯度匹配”特征，高学历女性与低收入男性因结构性供需失衡被迫进入“剩女”与“光棍”的择偶困境[9]。技术化视角则以技术中介性为切入点，关注新兴媒介怎样借助算法权力、数据化筛选等方式来重塑婚恋亲密关系。研究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线上婚恋交友平台得到广泛应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平台植入的极端理性化机制，取代了青年原本多元且复杂的情感诉求[10]。青年相亲实践，越发呈现出择偶要求标准化、相亲流程戏剧化、关系建立虚拟化等特征，消解了建立亲密关系所需要的关心、理解、耐心等元素[11]。与此同时，技术权力悄然施展其影响，对用户形成规制。在算法的“引导”下，用户逐渐依据身高、收入等指标进行“工具化”筛选，让爱情逐渐陷入物质和技术的陷阱[12]。既有研究深入剖析了青年婚恋困境，指出代际观念冲突、匹配空间受限、互动规则异化等问题，为深化该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也存在若干局限。其一，个体化视角虽然洞察到代际婚恋观念冲突，但是未重视代际协作潜能。在相亲市场，青年的相亲资料很大程度上是亲子双方共同商议、达成合意的结果，不应被忽视。其二，结构化视角虽然揭示制度性因素的强约束性，但将青年视作被动客体，难以诠释青年及其家长在相亲进程中的主动策略与应对智慧。其三，技术化视角虽看到技术权力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却忽略了相亲过程中肉身在场的凝视交往可对算法筛选形成反制。总的来看，上述研究视角的共性在于，将婚恋实践简化为受观念、结构或技术单向支配的静态、被动过程，忽视了行动者基于一定策略考量的动态行为调适。为此，本研究引入戈夫曼拟剧理论来探究婚恋困境问题。该理论揭示了人们在互动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机制，既承认社会规范对行为的约束，又强调个体在互动中的能动性。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园相亲场域包含了单身青年、家长代理人与婚介机构这三个主要主体，彼此之间深度互动，并形成了“前台-后台”的展演体系。以此为基础，有助于对多元主体台前幕后互动的系统剖析，进而为理解婚恋困境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视角。03拟剧理论的引入：视角与方法相比既有研究，拟剧理论从人际互动的微观视角出发，将相亲与婚恋视为各主体在“舞台”上的角色展演，重点关注参与者通过印象管理进行理想化自我呈现的策略，以及因前后台差异而导致的危机，为理解婚恋困境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路径。3.1从台前到幕后的婚恋实践作为符号互动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在其所著《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用拟剧理论阐述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一些基本过程和原理。在他看来，生活中的每个人，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按一定的要求在舞台上进行角色展演。通过前台展演，展演者希望给观众留下一种理想化印象，这种印象能够引导他人自愿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行事[13]。而当展演结束，人们回到后台。由于后台是观众不会进入或一般不允许观众进入的地方，因此展演者能够脱离身份和场景的限制，显现出真实的面目。戈夫曼提出该理论，描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修饰自我形象，呈现出互动世界的正常秩序[14]。在公园相亲场域，拟剧理论得到了具体呈现。其一，公园等实体场所为婚恋活动提供公共空间，勾连不同社会群体，形成不同层面的社会联结，具备舞台属性[15]。其二，单身青年、代理人（家长）与婚介机构作为参与主体，各自扮演着独特角色。入场时，青年或其家长主动展示各自条件与择偶诉求已是心照不宣的流程[16]。其三，参与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包含远望、近观、详议、网聊及面谈等多元形态[17]。不同形态的互动层层递进、彼此交织，共同构成连贯且充满张力的社交剧目。其四，参与主体深谙印象管理的重要性，在相亲过程中通过语言、肢体等方式塑造良好形象，自我呈现策略贯穿于整个互动流程。值得注意的是，“相亲角”虽然充斥着各参与主体的自我呈现策略，但所呈现的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社会建构的“表演剧本”。表演者在前台互动时，遵循婚恋市场的价值交换逻辑，往往突出优势因素，隐私甚至窘迫状况则少谈或不谈[18]。然而，“避实就虚”的展演策略虽能在初期塑造理想形象，但随着互动的推进，前台展演与后台真实之间的裂隙逐渐显现。当精心包装的理想人设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态产生碰撞，双方因信息不对称难以精准匹配需求时，信任基础动摇，深层矛盾凸显，最终导致相亲陷入效率困境，戈夫曼“印象管理悖论”在婚恋场域得到了具体呈现。3.2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本文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2024年6月至12月，笔者先后5次赴武汉市洪山公园展开田野调研。洪山公园相亲角作为武汉市知名的相亲场所之一，是由一些操心儿女婚事的家长于2007年自发聚集而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流。每周三上午，大量为子女操心婚恋的家长和一些婚恋机构聚集于此，来自不同背景和地区的单身青年的个人信息得到展示，气氛十分活跃。参与式观察主要以武汉洪山公园相亲角这个特定场域中的青年、家长与婚介机构为观察对象。观察内容包括：单身青年所展示的个人信息呈现出什么样的自身条件与择偶偏好？家长如何与“目标家长”进行接触和攀谈？婚介机构提供了什么样的线下和线上婚恋服务？家长又是如何与婚介机构交谈的？深度访谈对象以家长与婚介机构从业人员为主，单身青年为辅。经过5次调研，笔者累计访谈单身青年3人、家长11人、婚介机构从业者6人，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均在30分钟以上。访谈聚焦于以下内容：青年自身对于相亲与婚姻的看法，青年对于家长代理自身寻觅婚恋对象的态度，家长如何与子女进行沟通，家长为子女择偶的经历与故事，青年与家长对于婚介机构的评价；婚介机构从业者关于业务的介绍。04公园相亲角的剧目构成与前台展演洪山公园相亲角呈现“白发相亲”特征。相亲主角虽是单身青年，实际忙碌奔波的却主要是他们的父母。家长通过展示自家孩子信息、浏览他人资料来搜寻匹配对象，一旦发现合适的便主动攀谈；若未寻得合意人选，婚介机构将主动施以援手，撮合单身青年进行线上或线下交流，如此构成了公园相亲角“人设建构-信息筛选-资源对接-情感交流”的常规流程。4.1人设建构：“良好自我”的形象展示公园相亲角开放时，大量的相亲信息广告牌便被公之于众。这些广告牌，或由婚介机构集中挂出展示，或由家长单独展示，密密麻麻地分布在过道两旁。从数量上看，婚介机构展示的占比居多。为了便于区分，婚介机构分别使用红蓝两色的牌子来代表女性和男性的信息。不管是青年家长还是婚介机构，他们都默契地采用了标准化的介绍模板，一张A4纸大小的相亲牌，上面写下了个人基础条件与择偶预期。每个单身青年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诸如户口、年龄、身高、学历、工作、婚史和家庭情况等，一般都会被描述[19]。“女，95年，身高161，身材佳，本科学历，重点小学班主任，气质好，单纯上进”“独生子，89年，身高175，硕士学历，阳光帅气，民营企业工作，年收入10万加，有独立婚房，父母退休有社保”类似这样的自我描述，一般来说越是完善或出众，给外界留下好印象的概率越高。在相亲牌这一有限的展示界面上，单身青年及其家长需顺应社会主流的择偶标准，用精练的文字来全方位呈现自身信息。与此同时，出于给潜在匹配对象留下良好印象的考量，他们往往会换位思考并策略性地凸显自身优势。正因如此，诸如“武汉市区三套房产”“本硕博均‘985’院校”“身高183爱好健身的男生”“22岁女生肤白貌美”等极具个性的表述往往屡见不鲜，成为单身青年彰显个人优势、凸显自身特色、助推精准匹配的有力工具。4.2信息筛选：“门当户对”的把关原则尽管相亲活动的核心主体是青年，但因工作繁忙等现实因素，他们常常无法亲临现场。在此情形下，家长便担当起代理人的角色。他们穿梭于相亲现场，不仅要精准牢记子女的学历、薪资、房产等关键信息，而且要将这些信息作为筛选潜在对象的重要依据。此外，还要精通一套话术技巧，沉稳应对其他家长的问询，从而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为子女争取优势。从实践层面来看，家长的代理行为深刻反映出“门当户对”理念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与革新态势。一方面，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文化素养的匹配与否一直备受关注。家长交谈伊始便直击要点：“孩子收入多少？”“市区有房子吗？”“什么学历？”，这一类问询与传统包办婚姻聚焦经济、社会地位的考量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保障能力、生活习惯、情感模式、性格特质等新维度也被纳入考察范畴，融入了多种精神主义取向的元素，为“门当中对”注入了鲜明内涵[20]。例如，双方家长在交谈时，往往会将对方父母是否享有退休金纳入未来养老负担的评估，把城乡地域差异解读为生活习惯的参照，凭借对这些“硬指标”的考察，推进初步筛选与匹配流程。4.3资源对接：“精准配对”的商业服务实际上，并非所有家长都能在相亲角顺利觅得合适人选。此时，婚介机构便介入其中，发挥起牵线搭桥的关键作用。以洪山公园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园内诸如“百里挑一”“喜结良缘”等具备一定规模的婚介机构就不少于11家，它们拥有大量的相亲信息资源，彼此间呈竞争态势。这些机构大多持有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且配备有固定的办公场地。虽然各个婚介机构在规模、侧重点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服务业务上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一是挂牌和进群。青年或家长交50～100元不等的费用，婚介机构就会为其制定相亲广告牌并悬挂，同时邀请其进入微信相亲群，服务期限半年至1年不等。二是相亲会。婚介机构会组织线下相亲活动，每人交纳20～50元不等的会费即可参会。三是普通一对一配对。相亲人员交纳200元左右，婚介机构会根据相亲人员的择偶要求，一对一为其介绍对象，服务年限为1年。四是精品一对一配对。相亲人员若向婚介机构交纳1000元甚至更高的服务费用，婚介机构承诺将帮其进行精准配对，直至脱单为止。4.4情感交流：“线上线下”的互动尝试当家长之间完成信息互换，或经由专业婚介机构精准推荐后，单身青年便可获取对方的基础资料与联络方式，通过线上或线下进行互动。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个涵盖了从预审、初审再到复审的“三审”流程。起初，他们会依据所获信息，对介绍对象展开“印象管理”。考量对方身高、学历等硬性指标，以及照片、性格等软性特征，以此判定是否开启进一步接触。若双方均有意向，便顺势进入网聊以及后续的见面环节。05后台现实显现以及婚恋困境的生成公园相亲角作为一个独特的婚恋社交场域，以其蕴含的丰富市场资源，为相亲者提供了近乎无限的选择可能。但反观现实，这一相亲模式往往陷入“人气旺但效率低”的窘境。究其根源，与相亲活动台前幕后的运作紧密相关。青年在相亲过程中难以充分展露真实自我，家长往往需要在传统观念与子女诉求间艰难周旋，婚介机构受利益驱动而侧重于信息的机械拼凑。这些隐藏于“后台”的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婚恋的最终效率。5.1单身青年在标准化表演压力下隐匿真实自我预先根据共识性的择偶标准对双方信息进行理性选择，是提高婚恋效率的一种途径[21]。正因如此，在相亲角现场，学历、房产、户籍等要素构建起一套迅捷的筛选机制，让参与者迅速捕捉关键信息并迅速匹配。置身其间的青年及其家长都被裹挟其中，不得不将个体原本丰富、复杂的人格特质生硬地压缩为一个个可供检索的标签。这些标签交织、组合在一起，便成为“良好人设”的前台形象，成为他人初步认知个体的快捷窗口。为迎合外界的择偶标准，单身青年不得不将“高学历”“高薪”“有房有车”等具有吸引力的标签堆砌于自我介绍中。在严苛的筛选机制面前，任何短板都可能导致被淘汰出局。那些在学历、收入等方面有所欠缺的个体，为了不被过早筛除，只能竭尽所能地按照相亲市场偏好来塑造自身形象。而当相亲进入线下见面环节时，他们还需凭借言行举止进一步佐证自己所塑造的“优质形象”，这也正是线下见面时双方往往表现得较为正式、氛围紧绷的根源所在。然而，个体本就具有特殊性和多元性，并非每位相亲者都能与相亲市场偏好完美契合。在信息认证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一部分青年及其家长往往尽最大可能展现符合相亲市场偏好的形象。这种展现呈现出明显的工具理性特征，且衍生出相应的失范行为。一为“虚报”，虚报感情经历、夸大薪资收入、虚构家境情况等行为屡见不鲜，成为相亲过程中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二为“瞒报”，即持有侥幸心理，蓄意隐匿个人病史、抑郁倾向以及家庭变故等可能拉低自身竞争力的特质。对此，一位女生分享了其个人的相亲经历：可见，一部分青年的真实状态与对外展示形象之间存在显著割裂。人设建构偏差致使相亲初期，双方需耗费一定时间和精力进行信息核验，背离了自由恋爱中主体间性的商谈伦理[22]。与此同时，相亲者通过量化与标准化自我叙事，将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异化为自我解构与快速评估的程式化互动。在潜在择偶对象数量众多的情境下，青年及其家长易陷入“选择充裕”的认知假象，进而导致相亲实践浅尝辄止的特征。这种“转瞬即逝的恋爱液态化趋势”[23]，催生了快速相遇和快速分离的交往方式，致使婚恋效率降低。5.2代理人在传统框架与现代诉求间进行妥协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交织进程下，传统与现代婚姻观念的碰撞融合深刻影响青年婚姻态度和行为[24]。尽管青年普遍追求自由化的生活方式，但其婚恋选择仍受制于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双重约束。从房车购置到彩礼筹备，都离不开家庭的深度介入，这使得婚恋决策超越个体情感维度，成为承载家庭期待的社会行为，最终形成兼具个体意志与家庭烙印的复合型决策机制。家庭经济支持在婚恋实践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发了代际之间独特的权力交换模式。子代需要参考以“门当户对”为核心的传统择偶标准，家长也不得不尊重子代的婚恋观，如此一来，双方达成了相亲信息生产中的妥协。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青年通过构建标准化的“优质人设”，与家长默契美化个人信息迎合市场筛选。而在择偶条件设定上，通常采用家庭背景、经济实力等要素的形式对等原则，实现婚恋资源的高效匹配。另一方面，随着个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个体意识觉醒与传统婚恋秩序间的张力持续加剧。婚姻价值重心逐渐从经济共同体转向精神文化共同体，情感共鸣与价值契合成为青年择偶的核心诉求，年轻一代既要“面包”又要“爱情”，推动了“烂漫革命”的持续深化[25]。这一价值转向与家长秉持的物质化、实用化择偶标准形成结构性矛盾，一旦家庭催婚压力与子女个性化婚恋需求相碰撞时，后者往往会产生反感、叛逆等抵触相亲的心理。面对这一代沟，家长于前台完成初步筛选后，不得不在后台与子女展开深度商议和妥协。一位博士学历男生的自述印证了这一困境：可见，在“白发相亲”的过程中，子女向父母让渡了相亲初期的筛选权，但保留了关系发展的最终决策权。这样一种权力分配，实质是个体在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婚恋自主性之间的理性调适。然而，由于代际双方在婚恋价值取向、审美偏好及社会认知等维度存在差异，往往导致相亲进程持续出现意见分歧，双方不得不反复协商与磨合。长此以往，不仅拉长择偶周期、加剧心理焦虑，而且通过持续累积的时间成本与情感损耗，抬升了婚恋匹配的难度。5.3婚介机构在商业逻辑驱动下的行为失范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基于地缘、血缘的传统婚恋网络逐渐瓦解，青年群体因工作流动性增强、社交圈固化，面临婚恋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同时，现代婚姻越发凸显青年个体的自主性，家庭催婚与个体婚恋需求之间的矛盾亟待调和。在此背景下，传统稳态的婚姻社交模式及其依附的社会制度，正逐渐让位于市场化的婚姻运作体系[26]。婚介机构凭借其专业化的信息整合能力、规模化的资源对接优势，成为婚恋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基于商业逻辑的本质属性，各个婚介机构将盈利置于运营核心，由此催生出多样化的服务包装策略。如前所述，为满足客户差异化需求，婚介机构通过构建“基础服务-增值服务-高端定制”的服务矩阵，将原本单纯的信息匹配扩展为包含形象设计、信息展演、情感咨询、线下互动等复合式服务项目。对于求偶心切的单身青年及其家长，婚介从业者往往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刺激消费者的付费意愿。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婚介机构呈现出显著的“套路化”特征。一方面，部分机构通过虚构高成功率数据、夸大服务效果进行虚假宣传。另一方面，在对客户进行“一对一”服务时，初期往往通过密集的活动安排与情感关怀建立信任，但随着时间发展，逐渐出现服务频次下降等“冷场”现象。更有甚者，有的采用“请托”策略，精心设计虚假的浪漫邂逅场景。“托”与相亲者暧昧一段时间后主动消失，而当相亲者醒悟时，已经造成了高额经济损失。对于婚介机构的经营模式与潜在套路，一名曾委托其为子女寻觅良缘的家长，有着切身体会：可见，对作为“媒人”角色的婚介机构，缺乏道德约束与监督机制，这种缺位直接冲击着婚恋服务市场的信任根基。一些消费者在经历过虚假宣传、服务缩水等负面体验后，对婚介服务产生普遍质疑，并将这些负面体验经由社交网络快速传播，促使公众对婚介服务形成“付费陷阱”的刻板认知。服务信任危机的蔓延，不仅使部分婚介机构陷入获客难的运营困境，而且容易导致婚恋市场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真正有需求的客户因信任缺失望而却步，而规范经营的机构也因市场环境恶化难以立足，最终形成供需双方的双输局面。06结论与讨论用拟剧理论审视当下流行的“公园相亲”活动可见，现代社会正将本应强调本属性的爱情实践，异化为充满符号表演的社会仪式。这种基于符号交换的互动模式，看似提升了择偶效率，但由于情感互动内核被符号化表演遮蔽，最终对婚恋效率形成了反噬。6.1“符号的僭越”：婚恋困境的深层诱因基于武汉市洪山公园的田野考察发现，相亲场域呈现出青年、家长与婚介机构三大主体的复杂互动图景。各主体参与不同“剧目”，并呈现前台与后台的行为差异。前后台的割裂与主体间表演逻辑的冲突，导致相亲场域成为角色扮演的剧场而非情感联结的孵化器，继而形成公园相亲“人气旺但效率低”的悖论，如表1所示。在公园相亲角，青年、家长与婚介机构的策略性互动共同加剧了婚恋市场的效率困境。青年通过叠加学历、收入等物质资本符号以及积极、孝顺等文化资本符号构建理想化人设，但简历信息的虚报、瞒报等行为，导致了“形象塑造的泡沫化”，造成匹配信息失真与情感联结的断裂。家长作为子女的代理人，表面上基于户籍、房产等传统符号进行筛选，但因子女保留了最终的婚恋决策权，门当户对式的筛选标准在实践中常常陷入“执行-妥协”的摇摆状态，使青年真实的情感需求在家庭内部的反复协商中被逐步消解。婚介机构则将客户信息解构为量化指标，借助低价服务、高匹配率等营销符号进行宣传，同时将商业逻辑深度渗透到整个婚恋匹配过程，造成市场充斥信息不对称与营销陷阱，破坏服务双方的信任关系，导致青年的服务诉求难以获取有效的外部支持。从拟剧理论出发，婚恋困境实质上是符号系统对情感本真性的结构性僭越。当物质化、原子化社会的婚恋实践被简化为职业、房产、学历、外貌等一系列标签的组合时，亲密关系的建构便异化为符号展演游戏。青年以物质和文化资本符号包装人设，父母以家庭资源符号参与筛选，婚介机构将情感需求降维成数据符号商品。基于“认知捷径依赖”的匹配机制虽制造出表面效率，却以符号互认取代价值共振，导致两性信任建立、代际观念调和、情感深度互动等需要本真性的深层互动被严重遮蔽。青年在符号系统的自证循环中压抑真实自我，又难以获得家庭内部和外部市场的有效支持，导致婚恋实践走向浅薄化、形式化与功利化，形成“人气旺但效率低”的困境。6.2视角比较与发展前瞻公园相亲作为主流婚恋实践场域，其运作逻辑对透视我国婚姻制度的传承与变革具有典型意义。本研究以拟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并不是对既有研究视角的简单置换，而是尝试实现理论的突破与整合。其一，突破个体化视角下代际间的二元对立叙事，揭示家长与子女通过人设建构形成协作性表演契约，展现家庭权力结构与个体诉求的动态平衡。其二，在承认结构约束的同时，强调青年及家长通过话术策略、形象管理等能动性实践，重构婚恋决策中的主体性空间。其三，针对媒介化研究对线上技术的路径依赖倾向，考察线下相亲场景中面对面凝视与互动，阐明其与线上婚恋平台的互补性，打破技术决定论的单一解释框架。相较于既有研究将婚恋困境归因于代际冲突、结构压迫或技术异化等外部变量，拟剧理论揭示出社会系统对婚恋关系的符号僭越这一内生性矛盾。该理论将婚恋实践解构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符号展演场域，从三个维度深化对婚恋困境的理解：动态性维度强调主体表演策略的情境适应性，各主体在不同互动场域灵活调整符号展演方式。策略性维度揭示不同主体如何通过符号操控与情境管理，在制度约束与利益诉求间寻求平衡，将婚恋资源转化为可交换的符号资本。批判性维度深入剖析将婚恋异化为符号交换的社会价值体系根源，为反思现代社会情感实践的工具理性化提供理论支点。基于上述，突破婚恋效率困境需从重构符号系统、优化主体互动、重塑社会价值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在符号系统层面，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婚恋评价体系，弱化物质资本或文化资本符号的过度主导，将情感共鸣、价值观契合等非量化指标纳入考量范畴，推动婚恋符号从“标签化筛选”转向“质性化匹配”。在主体互动层面，引导青年建立真实的情感表达机制，推动家庭婚姻决策模式从“权威主导”向“友好协商”转型，同时完善婚恋市场的监督机制。在社会价值层面，通过公共教育与舆论引导，倡导以情感本真性为核心的婚恋价值观，从而打破符号系统对情感实践的结构性僭越，为健康高效的婚恋匹配机制奠定基础。07注释及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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