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人民公园相亲角,我蹲在树荫下看那些被晒得发烫的征婚启事,旁边一位穿环卫工马甲的阿姨正用毛巾擦汗,工牌上的名字被汗渍洇得模糊——后来才知道她叫祝女士,儿子三十七了还没结婚。
“我早上五点扫完街就往这儿赶,下午还得回去上晚班。”她说话时手里的扇子没停过,眼睛却一直盯着来往的人,“儿子总说‘妈你别操心’,可他越这么说我越慌。”她突然压低声音,“其实他前年谈了个姑娘,都到谈婚论嫁了,结果女方家里嫌他没房……”话没说完就被一阵热浪打断,她赶紧用毛巾抹了把脸。
我盯着她胸前的工牌,突然想起上周我妈在电话里说:“隔壁王姨的孙子都会打酱油了。”当时我摔了手机冲她吼:“你能不能别总拿别人跟我比!”结果今天在这儿听着祝女士的话,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原来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嘴上说“随你”,心里早把所有可能都盘算过八百遍。
正午的太阳把相亲角的地面晒得发白,祝女士突然站起来:“我儿子来了!”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正往这边走,领带歪着,额头全是汗。他看见母亲时愣了下,快步走过来:“妈你怎么不找个阴凉地儿?”祝女士笑着拍他胳膊:“我站这儿看得清楚。”
后来才知道这儿子叫吴明,每周都来相亲角。“以前觉得挣钱最重要,现在才明白……”他突然笑出声,“上周见了个姑娘,聊到第三句她问我‘你觉得自己最失败的事是什么’,我居然说‘没早点来相亲’。”他说这话时眼睛亮得吓人,我却想起自己二十八岁那年,在相亲局上被问“你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时,把咖啡杯捏得咯咯响。
“其实我也急。”吴明突然低头摆弄手机,“但每次看到我妈穿着环卫服来这儿,就觉得……不能随便找个人凑合。”他手机屏幕亮了下,是条消息提醒,他匆匆扫了眼又锁上,“上个月我妈把攒了五年的养老钱取出来,说要给我付首付……”他声音突然轻得像蚊子叫,“我那天躲在厕所哭了半小时。”

祝女士在旁边插话:“我儿子可好了,就是太实在。”她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纸页都磨毛了,“这是他从小到大的奖状,我都收着……”她翻到某一页突然停住,“你看,这是他小学作文,写‘长大要给妈妈买大房子’。”她的手指在纸面上摩挲,像在摸什么易碎的宝贝。
我突然想起自己抽屉里也有个铁盒,装着大学时收到的情书和毕业照。去年大扫除时我妈翻出来,边看边抹眼泪:“这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当时还笑她矫情,现在却觉得喉咙发酸——原来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死死攥着那些“曾经很重要”的东西。
下午三点,太阳更毒了。祝女士的工牌在阳光下反光,吴明的衬衫后背湿透了。有个穿连衣裙的姑娘过来问吴明的情况,祝女士立刻站起来,扇子都掉在地上。她手忙脚乱捡扇子时,我注意到她右手食指缠着创可贴——应该是扫街时划伤的。
“我儿子在国企上班,不抽烟不喝酒……”祝女士的声音突然拔高,把周围人的目光都引过来。吴明尴尬地拉她袖子:“妈你小点声。”祝女士却像没听见,继续数落:“他就是太挑,上次那个姑娘多好,他说没感觉……”她突然转向我,“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这么难伺候?”
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上周我刚拒绝了个相亲对象,理由是“他吃饭时总看手机”。现在想来,这个理由和“没感觉”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在用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最自私的真心——不是不想结婚,是怕结了婚,就再也不能做“自己”了。
夕阳把相亲角的影子拉得很长,祝女士的环卫服终于干了,却皱得像块抹布。吴明说要送她回家,她死活不肯:“你明天还要上班,赶紧回去休息。”她转身走时,我突然看见她后颈上有块晒伤的痕迹,红得刺眼。
“其实我也怕。”吴明突然说,“怕我妈等不到那天。”他踢着地上的石子,“但更怕随便找个人,反而让她更操心。”他抬头看我时,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你说人活着,怎么就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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